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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二章希腊人免费试读

第二章希腊人

在地中海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竟然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乃至宗教等诸多方面。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几乎每位哲学家都在其学术生涯中无不尝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和那些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他们以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适用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我还是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法则也应该存在。虽然迄今为止我们收获甚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一直忙于积累知识和实践，却没有时间使之沸腾，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炼出对我们人类社会有价值的智慧结晶。

我涉足到这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免小心翼翼、诚惶诚恐。这里我不妨借用科学家的研究方式，找出历史学自身的规律和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最可靠最杰出的研究成果，当所有物理和化学的元素完全就绪，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非生物的有生物）就开始了。

将这句话用历史学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只有当一切种族的、气候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诸多条件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亦或在不太完美的世界，这些因素尽可能处在一个理想比例的时候，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发地脱颖而出。”

我举一些反面事例来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大脑发育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兴盛的，哪怕是身处天堂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乌佩尼维克岛[1]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天到晚只是一味地盯着冰上的海豹洞穴，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即便是伦勃朗也绘不出传世的名画，巴赫也谱不出动听的名曲，普拉克西特利斯[2]也塑不出雕像。

如果达尔文被限制在兰卡夏郡的棉纺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就不可能在生物学上做出重大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3]如果是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4]领地的一个偏僻村庄，那他也根本不可能发明电话。

埃及，高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那里气候条件优越，适宜居住，但原住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环境更是糟糕。巴比伦和亚叙王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闪米特族人体格魁梧，强壮彪悍，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气候条件不错，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很不理想。

巴勒斯坦的气候堪称一般，农业相当落后，除了连接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作为商旅路线之外，商业十分凋敝。并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被耶路撒冷的寺院所操控把持，这当然无益于个人才干与事业的进取和发展。

腓尼基[5]的气候倒是无足轻重，腓基尼人也强壮，商贸往来十分兴盛。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严重失衡。船主阶层几乎把持掌控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于是，早期提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落入富人手中。穷人被剥夺了一切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变得麻木，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最终，腓尼基亦步迦太基[6]之后尘，在统治者的短见和自私贪婪的驱使下而消亡。

总而言之，在每一个早期的文明中心，成功的某些必要因素总是缺失。

公元前五世纪时，诸要素完美平衡的奇迹在希腊出现了，这不免令人叹服。但它只存续了很短的时间，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奇迹不是发生在宗主国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希腊殖民地。

在我的另一本著述中，我曾详细地描述了那些著名的起到桥梁作用的岛屿[7]，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在人类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到来既接通了商贸，又把亚洲的思想文化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奥尼亚[8]。

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来自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狭窄山地。他们在那里先后建立了若干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弗吉斯、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沿线，文明兴盛所必需的条件以及各个要素，以完美的比例呈现并日臻成熟，以致后世的文明鲜有与之匹敌者，更不要说将其超越了。

首先，这些殖民城市，居住的是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进取心的人。

其次，在新旧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因互通贸易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最后，代表宗主利益的殖民政府，其统治方式给予广大的自由民以充分发挥自身才能的机会。

我不提及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专注发展商贸的国家来说，气候无足轻重。不管是阴雨连绵还是阳光灿烂，一样可以造船，一样可以装卸货物，只要不是冷得致港口结冰，或城镇被洪水淹没，居民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播报产生兴趣。

这里要说的是，爱奥尼亚的天气却十分有利于知识阶层的产生与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是靠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城镇的讲坛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雏形。

在米利都[9]，一年365天当中有360天人们围坐在讲坛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早期的爱奥尼亚教授，充分利用气候的优势，成为科学发展的先驱者。

这些学者中，有记载的第一人名叫泰利斯[10]，无疑也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者。泰利斯是一个背景模糊的人物。之所以说他来历不明，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死了家人，然后为此而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莱图斯来的。主要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人还是闪米特人（用博学多才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

这生动地表明了这个位于麦安德尔山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世界中心。它的人口构成是多元的，就如同今天的纽约一样。因此人们只是凭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而不会过多地纠缠于他的家庭背景。

既然本书不是数学家的历史，也不是哲学家的手册，因此无需为阐述泰利斯的哲学和天文学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但需要提及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的风气曾一度盛行于爱奥尼亚。那时的罗马还只是一座无名的小城镇，位于一条偏远的小河边。犹太人还是亚叙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野兽出没的荒原。

为了探究这种发展的成因，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城堡的财富以来希腊所发生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当时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们只不过是原始初级文明的产物，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过程，充满了让人兴奋和刺激的角斗、角逐等诸如此类的竞技。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头工作的话，也许会乐意去从事这些活动。

这些侠义豪气的英雄对待他们信奉的众神，态度坦率质朴，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简单直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在公元前十世纪就开始统治控制着希睹人的世界。他们都具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世间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众神灵和他们的民众分道扬镳逐渐远离的呢？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尚无正解。即便如此，身处云端的神灵和匍匐在地的臣民之间的友情却从未间断过，且一直保持着富有个性的亲切的色彩，于是就赋予了希腊的宗教以独特的魅力。

当然了，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都会知道，宙斯是非常强大的统治者，他蓄着长长的胡须，偶尔使性施展法力时，人世间就会电闪雷鸣，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一般。待孩子们稍稍长大，能够独自阅读古老的史诗时，便开始寻找到这些可怕神灵的弱点。尽管这些神灵的传说在他们孩提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而此刻他们所看到的神灵，会出现在家庭聚会中，他们彼此间开着玩笑，一旦人世间的凡人朋友因政见不同引发争论，这些神灵就会各自站队，相互之间激烈争吵。因此可以说，希腊尘世间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纷争。

虽然宙斯具有凡人的弱点，但他仍不失为非常伟大的和无比强盛的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冒犯他。不过，他还是“通情达理”的——这个词的含义，现在华盛顿议会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了解得一清二楚。宙斯也确实通情达理，假如时机恰当，他还是很通融的。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幽默感，对自己和他统治的世界从来不会太当真。

也许这并不是对神灵的最好评价，但这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古希腊从未有过条例森严的教规，规定凡人必须把哪些奉为真理，哪些看作谬误。正是由于希腊人对神灵没有现代意义上所谓的信仰，也没有冷峻的教理和信条供人们遵守，更没有靠绞刑架推行教理的职业教士，希腊各地的民众才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来修改塑造宗教和伦理思想以及天国的概念。

住在奥林匹斯山脚下的塞萨利[11]人，对毗邻的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要比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差许多；雅典人自以为有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住在山谷里的阿卡迪亚[12]人，因远离通衢大道，所以他们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最使他们恼火的就是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至于福西斯的居民，因为需要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腰包里还有几个钱，就应该去为阿波罗进香。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犹太人当时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势力日渐强大，终于击败了所有与之匹敌的朝圣地，从而保持了对宗教的垄断近一千年之久，不然要让人们只信奉一个上帝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条件在希腊是不具备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想使自己的城市成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但都失败了。他们的努力只是导致了徒劳无益的长年内战。

毋庸置疑，个性鲜明的民族肯定会为其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度被称作是“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只不过是普通的读物，不可能进入“圣书”的范畴。这两本书讲述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经历，这些英雄常被看作是希腊人的祖先。因为恰巧这两本书汇集了不少宗教元素，天神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在凡人的相互争夺中各助一方，把正经事抛到脑后，只是尽情地欣赏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亘古罕见的大拼杀。

至于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诺娃[13]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对于这一点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史诗是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漫长的冬夜里，它成为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而且还可以让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自豪。

这就足够了。

这座城市充满了思想和精神自由的氛围，弥漫着来自船舶散发的刺鼻气味，这些航船通往世界各地，还有富丽锦绣的东方绸缎。这儿的人们生活富足，到处飘荡着欢声笑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泰利斯出生了，他在这儿工作，学习，最后也在这儿离开人世。假如他探索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见解存在很大分歧的话，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的影响与传播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米莱图斯人可能都听说过泰利斯的名字，就像一般纽约人都久闻爱因斯坦的大名一样。如果问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说，爱因斯坦是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家伙，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刊登在周末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转瞬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大改变了）一千六百年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但它并没有引起千百万普通人的注意，人们对此漠不关心，也许只有当自己喜欢的击球手想推翻万有引力定律而受到阻碍时，才会想起世上还有数学这门学问。

古代史的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印上“米莱图斯的泰利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来敷衍了事。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米莱图斯报》上登出这样的醒目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利斯究竟是何时、何地、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老路，独自开创新的途径的，我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生活在没有知识的真空世界里，他的智慧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已经在探索许多新的科学领域，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可供学者随时参考。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建筑师经过精心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放在了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行，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为农民提供了日历，方便他们有规律地进行农业劳作。

然而，这些解决了实际问题的杰出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当作是某些无形的神灵个人意志的直接表现。认为这些神灵掌管着四季的交替、天体的运行和海潮的涨落，就像总统内阁成员掌握着农业部门、邮政部门和财政部门一样。

泰利斯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他也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不会在公开场合加以讨论。假如海边的水果贩子突然抬头看到了日食，因害怕这怪异的景象而吓得趴在地上，并在内心联想到宙斯的话，那是他自己的事。泰利斯绝不会去告诉人们说，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也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会发生日食，月亮会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米莱图斯城在几分钟内会陷入相对的黑暗。

在这个发生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14]人正在战场上厮杀。可是由于发生了日食导致光线不足，他们停止相互杀戮。即便如此，泰利斯也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效仿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创造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让他们支持的一方获胜。

泰利斯达到了一个如此高的境界（这正是他的伟绩所在），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非人们一直想象的天神任意支配的结果。在他看来，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者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其他更重大的事情发生，日食也会照样出现。

泰利斯通过科学的观察，并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万物的起源和创造，他把它归结于一条普遍必然的法则，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来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整个地球并且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遗憾的是，我们手头没有泰利斯本人留下的任何亲笔书写的东西。那时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是直接署上他本人名字的作品哪怕是一页也没有留存下来，我们对他和他思想的了解全是从他同时代人的书中提供的一些零星资料里得到的，由此才对泰利斯的情况略晓一二。泰利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地有着广泛的联系。顺便说明一下，这也是早期哲学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存在于活生生的人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了食物而吃饭一样，是极其有危害的。

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各色人等，品性参差不齐，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冷漠的，这些都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在闲暇时间耐心地研究这个难以捉摸的奇怪生物，并且是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研究，而不是凭空想象。这使得他们能够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要比不厌其烦地说教、向人们指点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更为有效。所以他们极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作为限制人们活动的准则。

他们以自身为例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让身心幸福的灵魂深处的安宁。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以这种方式获取周围人的好感以后，他们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可以深入到一般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掌控的领域里去探险。作为这种新福音的先驱之一，泰利斯将毕生精力和才华奉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他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部分，并对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提出了质疑，人们还是容许他躺在床上寿终正寝——或者当时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做出解释，我们如今也无从考证了。

一经泰利斯指明了方向，就会有许多热切的追随者。

譬如，有一个来自克拉佐美奈[15]的人，名叫阿那克萨戈拉[16]。他三十六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在希腊几座城市里当私人教师，后来以“诡辩家”的身份终其余生。他对天文学颇有研究。他在授课时指出，太阳不是常人公认的由一名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又红又烫的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万倍。

这个理论并没有给他招来灾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放肆的言论而用霹雳打死他。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提出，月球表面上覆盖着高山和峡谷，最后他竟然暗示说，世间有一种“原始物质”，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宇宙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正如他之后的许多科学家指出的那样，阿拉克萨格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讨论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东西。太阳和月亮是遥远的星球，普通民众并不在乎哲学家如何去称呼它们。但是这位教书先生提出世间万物都是从“原始物质”中成长发展而来的，这毫无疑问太过分了。他的这种论断与天神杜卡翁以及皮拉的故事背道而驰，因为根据传说谁都知道，是天神杜卡翁和皮拉在大洪水过后，用小石子变成无数男人和女人，人类才得以重新繁衍生息，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所有的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否认它的无比庄重严肃的真实性，势必会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与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这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而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阿拉克萨格拉成为雅典父母同盟猛烈攻击的目标。

在君主制时期或共和制早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一名满嘴奇谈怪论的老师的安全，尽管他宣扬的是不受欢迎的教义和理论学说，还是能够使他免遭愚昧无知农民的愚蠢迫害。可是此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个人所享有的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了。况且，当时雅典的最高统治者伯里克利[17]恰好在此时失去了多数人的拥戴，而伯里克利正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因此，依照法律对阿拉克萨格拉予以治罪，成就了反对前独裁者的绝佳举措，人们借此掀起了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个名叫迪奥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很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接受了。这条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要立即治罪。”据此，阿拉克萨格拉被投入监牢。不过，城市中的开明势力最终占了上风。阿拉克萨格拉在缴纳了一小笔罚款之后就获释出狱了。他迁居到小亚细亚的兰普萨库斯，公元前428年，他满载着荣誉寿终正寝。

他的例子表明，官方要压制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益的。虽然阿拉克萨格拉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留给了后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运用了他的思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一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艾默德（通常称为阿威罗伊）接受。随后他在西班牙南部自己任教的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那些理论和自己的观察实践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这些著作越过比利牛斯山，传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的各个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观点，以至于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启蒙读物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人们眼里就如同乘法口诀表一样有益无害。

让我们再回到阿拉克萨格拉的话题。在他受到审判以后经过了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希腊科学家开始获准可以教授与民众信仰有所差异的学说。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最后几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

这次的受害者是一个名叫普罗塔格拉[18]的流浪教师，来自阿布德拉，这是希腊北部爱奥尼亚人的一个殖民地。这个地区据说是德谟克利特[19]的出生地。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一个社会能够以最小的代价，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理想社会。”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认为应该置于政府安全部门的监管之下。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之后，宣称：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人生太过短暂。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探寻神灵是否存在上面，而应该将全部的精力致力于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这个观点无疑是击中了要害，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言论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个理论问世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正处在攸关之际，在遭受一系列失败以及瘟疫疾病的折磨之后，雅典人已经走投无路彻底失望了。很显然，这时对神灵的超凡神力提出质疑，激起上帝的怒火，实在不是时候。于是，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藐视神灵，勒令必须改变理论，服从法庭的审判。

原本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此时已经去世。普罗塔哥拉虽然是一名科学家，显然也不想做一个殉道者。

于是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逃往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沉没了。他可能落水身亡了，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还有一个遭到雅典人恶意迫害的是名叫戴阿哥拉斯的人。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输了，认为神没有帮助他，便把怨恨一股脑倾泻在神的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抑郁忧愤，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也影响到他的行为。他开始四处奔走，发表各种各样亵渎神灵的言论。其最后竟然诽谤冒犯了在希腊北部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一个神灵。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但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的家伙逮到一个机会逃跑了。他跑到科林斯，在这里继续咒骂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最臭名昭著的典型例子，就是专制法庭对苏格拉底的***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根本没有变化，谈到古代雅典人的心胸并不比后人开阔，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心胸狭窄、冥顽不化的有力佐证。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这件事情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才华横溢，却又惹人生厌，他那漫长的、未受干扰的学术生涯，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在普通民众仍然坚信诸多天神存在的时代，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是某位神灵的先知。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一种神圣感召的内心声音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意味着什么，但却完全可以注意到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事物既有的约定俗成的秩序也缺乏应有的尊重。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之处。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这位石匠孩子众多，可是收入菲薄。苏格拉底没有上过什么正规大学的课程，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知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彗星和行星自然规律的知识对于拯救灵魂也毫无用处。

苏格拉底鼻梁塌陷、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白天站在街头和游手好闲的人辩论，晚上在家听着听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训斥（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的事物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位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受人尊敬的老兵，这位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却不幸从那个时代的众多教师中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苦难和惩罚。

为了便于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就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和进步做出了痛苦的牺牲（他后来被认为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的时候，那时雅典的政治是个怎样的状况。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旬），苏格拉底都在竭尽全力告诉世人，他们正在虚度年华，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把大把的光阴虚掷在了那些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着伟大的神灵所赋予的各种恩典，为了获取哪怕只是几个小时的虚荣和野心的自我满足。他是如此坚信人的崇高使命，从而彻底打破了旧哲学的藩篱和束缚，而且甚至比普罗塔格拉走得还远。普罗塔格拉提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进一步宣称：“人内心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终的评判标准；塑造命运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能读会写），对于那些无论是持同情态度还是怀有敌意的听众来说，都是能深入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辩论道，“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力告诉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者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一个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得不到朋友的赞许，没有家庭，居无定所，甚至身无分文，这些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没有对每一个问题的利弊进行详细的调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正确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公开讨论一切问题的完全的自由，而且不受官方的干预。”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遭到指控的被告，这无疑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阐述了错误的论断。自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20]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当民主派完全掌控了国家，并且驱逐了贵族，苏格拉底的厄运就降临了。

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建议他尽早离开这座城市，如果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建议的话，那当然是非常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格拉底一直是一个“口头评论家”。他是个可怕的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栋梁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和拆穿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将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若是他在清晨谈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到了晚上全城就都听说了。有人以他为素材编演了戏剧。当他被捕入狱时，整个阿提卡[21]城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的全部细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比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通晓神的旨意，而成为***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商），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履行职责，为雅典人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唆犯罪和懒惰的人，一个煽动奴隶不满情绪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境地下，苏格拉底仍然以精湛的口才、娴熟的技巧为自己辩解，以至于使陪审团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的恶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还有良知，只要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呼唤我继续前行，把通向理性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会继续对我遇见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而不会顾虑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延缓三十天执行***。这是因为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岛[22]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平静地待在囚室里，琢磨着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不断有人给他提供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累了，准备离开这个人世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交谈，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心思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然后，他喝下毒酒，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的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有那么一段时间，苏格拉底的弟子们一度被公众爆发的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妙。

可是过了一阵子，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便又回来了，重操旧业，公开授徒执教。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与此同时，雅典城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次是体力战胜了脑力。毋庸置疑，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传颂的语言，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丝毫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以为，他们推到了雅典的城墙，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斯港口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而雅典的海军将领们再次统帅着希腊的联合舰队。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如同公元四世纪的巴黎一样。无论是罗马、西班牙，还是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让孩子接受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洋洋得意。

这个古代的社会，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教的影响下——当时的***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道德沦丧的人。他们随意地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神灵，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着美貌如花的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有时纯粹为了嗜血的乐趣而奔赴战场，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亚人。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述的伦理道德抛到脑后，积攒起万贯家私。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这些人能得到社会群体的敬重，因此也不可能被推崇为当时文化的化身和文明的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他伙同尼禄[23]在罗马及其殖民地大肆掠夺，聚敛了大量的钱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摇头叹息：“简直是***至极啊！”

然后，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24]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深知人们常常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别的国家妄加评论。不过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副其实的代表，正像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两千年前的人们对尽善尽美的渴望并不亚于今天的人们。

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无瓜葛。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想、把它作为生活中最高追求的所谓“野蛮人”，正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认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中等，便是幸福和满足的最佳保障，那么这种人生哲学也是相当成功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这些人对灵魂的归宿并没有寄予很大的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大大超越了仍旧匍匐在地面上的其他动物。如果他们常常谈及“神灵”，那么运用这个词语就好比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等词语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疑难问题的一个代号，就像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也许含义丰富，也许非常简单。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仅次于生活的，便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遵循的是苏格拉底首创的分析方法，然后加以推广，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时，他们充满热情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完美，结果却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诚然令人觉得遗憾。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在古代众多的哲学家中，柏拉图却是唯一的一个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转向鼓吹宽容理念的学者。

众所周知，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爱徒，后来成为苏格拉底思想的文字记录者。

他利用这一优势，竭尽所能地收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思考过的一切内容，并把它们编成对话，集结成册，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柏拉图便开始对他老师苏格拉底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进行详尽的阐释，并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文章对此加以诠释。再后来他还开设了许多课程对其进行讲解，将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理念传播开去，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希腊的疆域。

在所有的这些活动中，柏拉图所表现的全力以赴以及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25]相提并论。不过，圣徒保罗所过的是一种富有冒险性的危险生活，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千辛万苦地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座椅，让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拜见他。

柏拉图世家出身、高贵显赫，并且拥有可以独立支配的财富，这些足可以使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一位雅典的公民，通过他母亲这一支，可以将血统追溯到梭伦[26]。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不菲财产。

最后，他具备出众的雄辩口才，以至于人们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只是为了能够在柏拉图学院听他授课，哪怕只是几节课。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和他同时代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擅长摔跤和赛跑，却从未在竞技场上获得过名次。他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也花大量的时间去国外旅行。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短暂停留，这也正是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梭伦所去过的地方。不过他回国后就再也没有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的阴凉角落里，安静地传授他的学说，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这座花园于是被称作“柏拉图学院”。

柏拉图最初是研究数学的学者，后来渐渐转向涉足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基础。他内心深处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缓慢发展，世界从美好的形体发展到美好的体制，再从美好的体制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些理论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能吸引人，但是当他试图把理念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对其他一切想法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主张的理想国，是一个奇特的共同体，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来看，都包含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长官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收入，生活舒适；喜爱与政界周旋，井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企望分享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在中世纪西欧的学者中颇受推崇。不幸的是，这些学者把柏拉图最负盛名的共和体制变成了向宽容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忽略掉的是，柏拉图得出结论的前提条件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是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他对祖先们顶礼膜拜的神灵非常鄙视，仿佛这些神灵是来自马其顿的举止粗俗的乡巴佬。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灵那些丑恶、不体面的行径而深感羞愧。但是年长以后，日复一日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雅典各个小城邦之间愚蠢至极的争吵也越来越感到厌倦和愤怒。他亲眼目睹了了旧民主理念的彻底失败，于是他越来越相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宗教还是必不可少的，不然的话，他想象中的心目中的理想国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他坚定地认为，他的理想的国家模式中，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如果有人违反这些规定，就会面临或被监禁、或被流放、或被处死的严厉惩罚。如此看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思想的彻底否定，实际上这也正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若要找出导致柏拉图态度大为转变的原因其实并不难。因为苏格拉底走入民众之中传授自己的理念，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令人不快的现实世界，躲进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柏拉图当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些小小的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入马其顿帝国，成为这个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的庞大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但是，在征服者的巨掌落下之前，这个有着多个难以驾驭的民主城邦的古老的希腊半岛上，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受惠于这个已经绝灭的那一代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一个在那个时代就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并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宝藏的人。他的著作成为智慧的源泉，以至于在接下来的50多代人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供人们获得充足的养分。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位于马其顿的一个小山村，前往雅典来到柏拉图学园求学。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返回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这所学院就是亚里士多德讲授哲学的地方，被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学院，它很快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似乎一点都不赞成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院，那时，雅典城邦已经开始逐渐失去其传统的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作用。那些较为活跃，富有冒险精神的精力旺盛的市民大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港以及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城市去了。那些还留在雅典的居民，或者是太穷了，或者是太懒惰不愿费这个神。他们是那群躁动的自由民中最墨守成规的一派人的残余。他们曾经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带来了荣耀，可同时也是他们导致了共和国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所进行的一切本来就心怀不满，在柏拉图去世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弟子竟然又回来了，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教义，其中不乏诸如关于世界的起源、神灵力量的局限等耸人听闻的内容。对此，那些守旧派的老顽固们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亚里士多德，因为正是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从而使雅典成为思想自由和不信神的代名词。

如果这些守旧的顽固派能找出办法来的话，他们肯定就会把亚里士多德赶出希腊了。但是，他们很明智地克制了自己，只把这个念头藏在心里头。这是因为，这位眼睛近视、体格健壮的年轻绅士，这位以博览群书且衣着讲究而著称的小伙子，可不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也不是籍籍无名的小教书匠，更不是靠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宫廷医生，他从小就和王子们一起成长、一起接受教育。而且他刚一完成学业，就担任了王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样，他就获得了这个亘古以来最强大君王的帮助以及庇护。在亚历山大远征印度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照，唯恐这位帝王的挚友有个什么闪失。

然而，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立刻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同样悲惨的厄运。于是，他像柏拉图那样，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淆在一起。可是，他厌恶政府的民主制度，不信任普通民众的治国能力，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当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的时候，便即刻穿过尤比亚海峡，来到卡尔西斯，并在这里住了下来。不久，他在这里去世了。几个月后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并惩治了叛乱的雅典人。

时光荏苒，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对神灵不虔诚的真实背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这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之所以不受欢迎，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以至于会使雅典遭受宙斯的严厉惩罚，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权贵采取了漠然的蔑视的态度。

不过，这些都已无关紧要了。

那些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了。

在此之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也从此变成罗马帝国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于是那一切进一步的争论就此终止，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富有宽容精神。他们容许臣民们尽情地自由地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都依赖于这些原则。

西塞罗同时代的人所具有的理念，与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辈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寄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则认为，他们不用在这方面再进行研究和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生活中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尤其蔑视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

如果其他人愿意坐在老橡树下，耗费一个下午的时光，讨论一些统治的理论问题，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罗马人对此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如果那些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具有实用价值，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等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去费神。既然丘比特创造了他们，就是让他们去做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事情。

与此同时，罗马人则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管理日益扩大的领土上。他们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一般而言，为了维持数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罗马人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放于此。

但是，我们还是要将荣誉送给值得拥有荣誉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功绩。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神灵，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灵，甚至任何的神殿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神灵，这都无关紧要。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囊括四海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的人们必须牢牢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了这样一条原则——“宽容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宽容地对待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领地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神灵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解决，因为，正如提比略大帝[27]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哪位神灵觉得遭受冒犯，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那他一定会自己关照好自己的。”

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安慰的话语，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主张与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里来。

如果一群卡帕多西亚[28]商人在歌罗西[29]定居话，那么就有权利继续信奉自己的神灵，并有权在科洛西亚境内建筑起属于自己的神庙；反之亦然，如果科洛西亚人迁居到卡帕迪西亚人的领地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通常认为，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种大度的、高高在上的宽容态度，是因为他们对科洛西亚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居住在拉齐奥以外的野蛮部族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种观点和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对这一点我也不能肯定。但是，不管怎样，历史事实是：在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欧洲、亚洲和非洲那些文明和半文明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对宗教采取了一种几乎是彻底的宽容态度；并且罗马人还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即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

许多人于是认为太平盛世已经来临，这种彼此宽容的状况将永远地持续下去。

可是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整个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累累白骨，被扔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人中的精英们都把智慧和心力耗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庞大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之上。

所谓物极必反。终于，恶果显现出来了。

以区区一城为邦，进而统治整个世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罗马人把精力和体力消耗殆尽，终致身心俱疲。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几乎所有的罗马人渐渐地开始厌恶生活，失去了生活的***。

他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都市豪宅和乡间别墅，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豪华游艇和华丽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品尝了全世界的美酒佳肴，游遍了所有的山水风景，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第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的文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室里都能找到，史上最好的绘画挂在了他们家的墙上；进餐时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孩子们有世界上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使他们学到了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这些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所有的食物和美酒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书籍都变得枯燥无趣，所有的女人都不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甚至连生存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负担，很多人情愿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让自己失去生命。

到此时，他们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那就是对未知的、无形的、不可见的世界的冥想和憧憬。

然而，旧有的古老的神祗已经死去多年，任何有头脑的罗马人都不会再沉迷于那些在幼儿园时歌曲里唱的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赞颂。

那时，享乐主义学派、禁欲主义学派和犬儒主义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并推崇人的一生要有益于他人的生活态度。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太空洞了。这些思想在塞诺[30]、伊壁鸠鲁[31]、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32]的著作里面，倒是讲解得娓娓动听，阐述得头头是道。这些书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食谱”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他们开始追求在他们的精神食粮中增加“情感”的成分。

因此，这种纯粹哲学意义上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对很少的一部分人有吸引力，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流社会，而只有他们才能得到博学多才的希腊老师对他们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些精雕细琢、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同微尘，毫无可用之处。他们的思想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不过都是粗俗不堪、愚昧无知、偏听偏信的祖先，杜撰出来的幼稚的产物。不过他们还是不能企及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的高度，以致能够否定神灵的存在。

于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么一种环境下会采取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表面上，对共和国认可的官方的神灵毕恭毕敬，而背地里却拜倒在某个宗教行会的脚下，以求寻得真正的安慰与幸福。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在台伯河畔的这座古城里，这种宗教行会开始受到了真心诚意的欢迎。

我在上文中提及的“行会”一词源出于希腊，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些男男女女必须做到“守口如瓶”，为的是不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而这些秘密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这种行会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像大学兄弟会和海鼠独立团的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宗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略微混淆）离开长老教会加入***科学教会的话，便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等等这些都是后来新发明的词汇，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词。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明白当时罗马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发行的报纸看一看，任何一份都行。在一份报纸上，你会看到四五个专栏在宣讲新的教义，宣传新的教派，这些教派有可能是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引进的，诸如此类的广告，这些广告所登载的教派和交易内容，无一例外地给予人们以健康、财富以及灵魂得到永恒拯救的希望。

当时的罗马到处充斥着各种外来的和本地土生土长的宗教，这与现在的纽约等大都市没有什么两样。这也不可避免，这也是由于罗马的国际性地位所决定的。从小亚细亚北部爬满青藤的山坡上传来了“西比尔教”，西比尔神被弗里基亚人尊崇为所有天神之母。可是这个教派的祭神活动与一些不体面也不合乎礼仪的感情宣泄的放荡形式有关联，这使罗马当局不得不诉诸武力关闭西比尔教的神庙，最终还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法律，禁止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鼓励集体酗酒以及其他更出格的糟糕的事情。

五六个非常怪异的天神，来自埃及这块充满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对于那时的罗马人来说，埃及的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伊西斯就像阿波罗、狄米特尔和赫尔墨斯一样被人熟知。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为世人提供了抽象真理和行为规范的基本体系。这时，他们又给异邦那些喜欢崇拜偶像的人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宗教行会”，其中就包括了远近闻名的阿蒂斯、狄奥尼索斯[33]、俄耳甫斯[34]和阿多尼斯等教派。就公共道德的角度而言，这些教派中的神灵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不过这不妨碍他们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整整一千年的时间里，腓尼基商人常常光顾意大利海岸，这就使得罗马人熟悉了腓尼基人的神灵巴尔（巴尔是耶和华的不共戴天之敌）以及他的妻子阿斯塔蒂。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年老的所罗门王[35]命人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建造了一个“高坛”，这使得他忠诚的臣民们大为震惊。这位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长苦战中，一直被看作是迦太基城的保护神。即便当她在亚洲和非洲的庙宇被摧毁之后，她又以受人尊敬的***教圣徒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不过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他在军队的士兵中极受欢迎。在从莱茵河入海口到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在罗马疆土的每一处断壁残垣下，都能发现他的破碎金身。

这就是伟大的密特拉[36]神。

据我们所知，密特拉原是掌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之神，在里海低地平原受人朝拜。当初我们最早的祖先占有了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使人类在山峰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以后便成为人所共知的欧洲。他们认为，是密特拉这个天神赐予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大家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只有完全依赖万能的密特拉神的恩典，才能得以行使权力并发挥力量。作为天神赐予恩典的象征，有时密特拉将始终环绕其身的天火恩赐一些给那些身居高职的人们。尽管密特拉神已经离我们远去，连他的名字也被人们忘记了，但是这位中世纪仁慈之神所笼罩的光环，依然让我们记起他那古老而悠久的传统，他的出现比***教问世还要早上千年。

尽管密特拉受到人们极大的尊崇，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要精确地再现他的生平却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早期的***教传教士对密特拉神话恨之入骨，其憎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其他教派的厌恶。他们清楚地明白，这位印度神灵是他们最可怕的对手。于是，他们便竭尽能事，毁掉一切可以使人们记忆起密特拉神的东西。他们做得很彻底也很有成效，以至于所有密特拉的神庙荡然无存。这个在罗马存在了五百多年、受欢迎程度和今天盛行于美国的美以美教派以及长老会教派毫无二致的宗教，就这样销声匿迹，甚至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都没有留存下来。

不过，那时炸药还没有问世，因此，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摧毁。通过仔细搜索神庙的遗址废墟，再加上从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我们现在能够弥补这个空白，以至现在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现在我们讲述密特拉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天，密特拉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诞生了。当他还躺在摇篮里时，附近的几个牧羊人就过来向他参拜，还送祭礼给他，这让密特拉很高兴。

密特拉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冒险，其中很多经历使我们想起了赫拉克勒斯[37]这个在希腊孩子中大受欢迎的神话英雄。不过，赫尔克里斯残酷暴虐，而密特拉总是与人为善。有一次密特拉与太阳神比赛摔跤，密特拉打败了太阳神。他尽管得胜了，却表现得非常大度，这使得太阳神和他建立起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以致旁人常常将二人混淆。

罪恶神制造了一场空前的旱灾，人类的生存受到巨大威胁。关键时刻，密特拉射出一支，击中一块岩石。奇迹出现了，水流喷涌而出，浇灌着干裂的土地。继而，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场可怕的洪水达到其邪恶目的。密特拉提前得知这个消息后，于是就告诉了一个人，让他建造一艘大船，并把他的亲戚和喂养的牲口家禽都带到船上。就这样，密特拉又把人类从毁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密特拉竭尽全力，使人类不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遭到恶报。最后，密特拉被召到天国，成为掌管正义和公正的天神。

如果有谁希望加入崇拜密特拉的行列，就必须经历一种繁复的入会仪式，吃一些面包并喝一点酒作为礼餐，来纪念密特拉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的那一顿著名的晚餐。接着，还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然后还要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毕竟，密特拉教这种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绝迹了。

一旦加入密特拉教，所有虔诚信徒之间享有绝对的平等。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吟唱同一首赞美诗，一同参加每年12月25日的盛大活动，以庆祝密特拉的诞辰。而且他们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纪念密特拉的好兄弟——那位伟大的太阳神。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太阳日”（即英文Sunday）。当信徒死后，他们的尸体被摆放整齐，等待最后审判的到来，好人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掷入永不息灭的烈火之中。

这些种类繁多，各种各样的教派的大获成功，以及密特拉精神在罗马士兵中的深远影响，都足以说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这已经不是宗教冷漠的时代了。事实上，罗马帝国最初的几百年里，一直致力于不停地寻找能够在精神上使大家感到满足的东西。

可是到了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一只小船离开了腓尼基，驰向佩加城。佩加城是通往欧洲陆上通道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轻装简行。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保罗和巴拿巴。

他俩都是犹太人，不过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而且还通晓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开始。

***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1]乌佩尼微克岛，西格陵兰的一个岛屿，面积约540平方公里。

[2]普拉克西特利斯（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0年），古希腊伟大的雕塑家

[3]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1922），美国发明家，电话的发明者。

[4]罗曼诺夫，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皇族。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等沙皇均出自该家族。

[5]腓尼基，古代地中海东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大***于现在的黎巴嫩。

[6]迦太基，非洲北海岸的一座古城。约公元前九世纪末由腓基尼人建立，成为商贸中心。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6年）中被毁。

[7]指爱琴海中南部的几个群岛。

[8]爱奥尼亚，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尼亚人居住地。

[9]米利都，古希腊城邦。

[10]泰利斯（约公元前625年—公元前546年），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米利都。因为预报了公元前525年的一次月食而闻名。他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水。而在此之前，人们都是用神的观点解释世界。他对物质本源的思考开创了科学思维的先河。

[11]塞萨利，在希腊中东部，古希腊最大的一部分，奥林匹亚山在这个地区。

[12]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的一个地区。

[13]米诺娃，罗马神话中掌管手工艺的女神，艺术与贸易的守护神。

[14]吕底亚，古代小亚细亚的一个国家。

[15]克拉佐美奈，古希腊爱奥尼亚十二联邦城市之一，也是最早发行银币的城市之一。

[16]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28年），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小亚细亚，是第一个定居于雅典的哲学家，在雅典教授哲学长达30年。他的学生包括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戏剧家尤里皮蒂斯等人。

[17]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古希腊政治家，自公元前461年起执掌雅典15年之久。当政期间，雅典取得许多辉煌成就，被誉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18]普罗塔格拉（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11年），古希腊哲学家。其基本思想是，没有绝对的对错、真假，因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权威，即“人是万物的尺度”。

[19]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370年），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人们的认识是从事物中流射出来的原子形成的“影像”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与心灵而产生的。在伦理观上，他强调幸福论，主张道德的标准就是快乐和幸福。著有《小宇宙秩序》《论自然》《论人生》等，但仅有残篇传世。他被后世称为“微笑的哲学家”，与之对应的是赫拉克利特，他因忧郁和悲观被称为“哭泣的哲学家”。

[20]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一次大规模的内战，自公元前431年开始，持续将近30年。交战双方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军事联盟。最后，雅典投降。战争使双方代价惨重，导致了雅典城邦的衰落。

[21]阿提卡，古希腊的一个地区。雅典就在阿提卡半岛上。

[22]提洛岛，爱琴海南部的一个希腊岛屿。古时是纪念太阳神阿波罗的圣地。

[23]尼禄（37—68），第五任罗马皇帝，弑母杀妻，生活放纵。公元64年，罗马大火，尼禄嫁祸***徒，对他们进行迫害。公元68年，高卢兵团、西班牙兵团和禁卫军反叛，尼禄逃出罗马。元老院判处他***，同年6月***于罗马附近。

[24]爱比克泰德（约公元55年—公元135年），古希腊哲学家，信奉禁欲主义哲学，强调自由、道德和博爱。

[25]圣徒保罗，耶稣十二使徒之一。***教奠基人之一。

[26]梭伦（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59年），古雅典政治家。公元前594年担任雅典执政官，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是希腊民主政治的创立者。

[27]提比略大帝（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第二任罗马皇帝，公元14至37年在位。

[28]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东部的一个地区。

[29]歌罗西，小亚细亚的一个地区。

[30]塞诺，生活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禁欲主义的创始人。

[31]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希腊哲学家，创立了享乐主义哲学体系。其基本主张是：快乐是最高原则，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智慧的快乐高于感官的快乐，后者常常会扰乱内心的平静。